XiaoMing 助操盘介绍2021年新的抱团或将在周期板块优质龙头股形成
助操盘介绍2021年新的抱团或将在周期板块优质龙头股形成 2021-04-04 108 0 他认为这些结构性变化将对2021年的a股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a股市场虽然面临结构性高估，但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基金的尴尬股可能会崩盘，但周期板块的优质龙头股会形成新的群体，市值和风格的差异不会发生根本改变。预计2021年将是周期板块优质龙头股全面重估的第一年，迎来历史性的重估。
邹和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进入了新的“黄金十年”。经济L型趋势的所谓“一纵”，即增长中心继续走下台阶的阶段，已经进入了“一横”的新平台，即经济平稳增长。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心有望保持在5%-5%。5%，还是摆脱了过去多年来大波动、逐年下降的格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波动幅度明显缩小，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指日可待。
这是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的第二阶段，这是世界城市化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也是经常被忽视的。人们一般以“在城市居住六个月以上”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判断标准，计算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每年增加1%左右。
这种计算方法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大多不是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城市。相关消费存在时空错配，城市化程度不够。这也是造成“留守儿童”、“春运高峰人口迁移”现象的根本原因。
扣除这些因素，中国在%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巨大的空间。假设这部分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庭，未来15-20年，约有4亿人以家庭的形式定居城市，这将使实际城市化率提高1。5-2个百分点。
自2015年以来，房地产销售连续六年保持正增长，2019年，中央政府确立了“中心城市化”战略，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可以感知到“人的城市化”的自然进程已经开始，政府有形之手正在加速这一进程。这将带来巨大的需求增量，为中国经济增长开辟新的空间。
近两年的实践证明，未来五年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不是在中国相对落后的信息技术产业，而是在以电动汽车和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中国在这个产业方向上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电动车产业链50%以上的有效产能和光伏产业链70%以上的有效产能都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将带动相关制造业加快进入全球供应链，逐步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有助于加快中国制造业升级到高端水平。
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强大而稳定的供应保障能力，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打破了通用自动化、液压零件、功率半导体等许多高端制造领域“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因果循环抑制，凭借其产品性能接近海外领先企业和强大的性价比优势，加快了进入全球供应链的步伐，从而实现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大突破。
此外，自2019年以来，融资体系得到了有效改革，绕过了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原有的融资路径，打破了传统的分步传导机制，通过直接机制将资金直接投入制造业和民营企业，促进了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
邹提到
近十年来，出口和制造业持续下滑，经济增长中心逐步下移。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对监管政策更加敏感，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在2010年之前的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制造业和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两者都有很强的上行动力，经济容易过热，宏观调控力度也会相应较大，也会导致经济大幅波动。
这一次，在新的“黄金十年”，出口和制造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力，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将成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将大大增强，波动将更加稳定。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形成的“房地产是周期之母”的独特现象在未来十年可能不适用。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生效之前，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存在明显的软预算约束，而房地产企业能够通过高息融资进行扩张，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不市场化。因此，央行货币政策对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的作用较差，其信贷扩张不易受到约束。理论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经过这些市场实体时往往会走样。因此，央行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必须与它进行博弈。只有“出其不意”才能限制其信贷扩张行为，政策力度要猛，否则难以达到政策效果。“一放就是乱，一管就是死”的内在机理是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后，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三类市场主体的无序信贷扩张行为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财税体制改革得到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受限于隐性债务清算；国有企业不再完全僵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债务违约；房地产企业受“三条红线”制约。更不用说它的内部运行机制是
否发生根本改变，助操盘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信用扩张行为都变得更为规范，从而大幅提升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因此，从2019年开始，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已经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模式，逐步走向成熟，既可以提前释放政策信号进行预期管理，又可以相机抉择进行预调微调，助操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大幅提高。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都是整体性，财政政策才具有结构性效果。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国有属性较强，在具体经营中，负债端往往借助政府信用，资产端则追逐商业利益。如果央行受制于所谓货币政策总量管理的属性，不对商业银行资产端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则总量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会导致资金更容易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和房地产企业等政策定义的低效融资领域，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则难以获得有效融资。
2017年以来资管新规的逐步推进，2019年以来通过MPA考核对商业银行资产端的引导作用明显增强，再加上直达机制的设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过去的“阶梯递进”转向“平行传导”，即低效融资领域不再是资金流动的必经环节，制造业、民营企业等有效融资领域逐渐可以平等地获得融资。
因此，由于体制性因素的改进，货币政策的效果从国际通行的“大水漫灌”逐步向“精准滴灌”进化，配合上对相关市场主体信用扩张行为的有效约束，过去三十年一直努力希望达到但始终不如人意的“开正门、堵后门”，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与国际通行做法有所区别，但却最为契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形的手造成的问题，只能靠有形的手来解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幅提高，“不唯书只唯实”，货币政策正在走向成熟。
货币政策走向成熟，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融资体制效率大幅提升，“脱虚向实”终于能落到实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明显见到成效，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因而持续提升；货币政策的力度将趋向柔和，对经济的冲击日趋平缓，经济的波动性由此降低，中国经济的“易过热”体质将逐步改善。持续多年的货币政策“短松长紧”的格局将逐渐被真正的松紧适度所取代，货币政策举措的“大开大合”将逐渐被“小幅高频”所取代。
资本市场体制改革有效提升A股市场投资价值，为机构投资时代奠定基础。自2018年以来，A股市场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注册制推出试点，到今年将全面铺开；退市制度常态化也已提上日程；《证券法》修改后，对于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将更为严格。从进到出，包括过程监管，既有的痼疾正在逐步解决。制度变革有效提升了市场整体的投资价值，A股市场正加速从融资市场转向投资市场，可投资性大幅增强。
事实上，早在2007年，当公募基金规模占市场流通市值达到较高比例时，就存在机构投资时代来临的呼声。但事实证明这只是资金周期性流入A股市场导致的昙花一现，公募基金权益管理规模之后就持续下降，直到近年才超越2007年的高点。
2007年之后曾多次出现牛市行情推动对股票市场不熟悉的“场外资金”流入公募基金的现象，当时资产配置的权力依然掌握在个人投资者手中，当牛市的浪潮退去，短期逐利的个人资金并不会普遍保持权益资产的长期配置比例，而是回归银行理财主渠道。而当时银行理财机构并不是如同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管那样真正的机构投资者，没有采取全球通行的大类资产配置的投资模式，仍然停留在以信贷、非标资产和债券为主的资产池投资模式，同样不会长期持续配置权益资产。
从2017年开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供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推动市场进入长牛慢牛状态的同时，将促进A股市场不可逆转地进入真正的机构投资时代。随着近年来资管新规的有效推进，作为居民财富管理主渠道的银行理财逐渐打破刚性兑付，净值型产品日益成为主流。
在无法延续资产池投资模式的情况下，为获得长期超越通胀的收益率，满足居民理财的基本要求，银行理财机构将普遍采取大类资产配置的投资模式，加速转变为真正的机构投资者，这将对A股市场产生长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