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央企红利应用于改善百姓生活质量
央企红利应用于改善百姓生活质量 更新时间：2010-11-13 6:56:06 1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的意见》，根据该《意见》，从明年起，将调整现有的红利收取比例，调整后的比例将分为5%、10%和15%三个档次，征收范围新增5个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下属共1631家独立核算企业，这5个部门单位包括农业部、教育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中国贸促会。
消息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根据人民网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6.3%的受访者赞同提高红利的收取比例。但对于调整后最高收取比例只有15%，仍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此之前，不少专家建议将收取比例提高到25%甚至30%。但在收取比例已定的情况下，这笔资金的用途就成为了更受关注的话题。
理财一周报：对央企征收的红利现在划分为5%、10%和15%，这与之前不少人认为的25%~30%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落差？
夏业良：其实我关心的不是提升幅度的多少，而是更关注这些红利的用途。既然国企是全民的资产，那么上缴的这部分红利就应该在全民福利中有所体现，比如如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至于收取的比例到底应该是百分之多少合适，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比如把一亿元的资产投入到民营经济中去，那么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均市场回报率是多少，比如在民营经济中的平均回报率是25%，那么国企就应该交25%的红利。因为在经济学里讲究的是机会成本这一概念，同样的资本不能因为央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就投给它，这就是在经济上造成一种区分和歧视。按道理讲，只要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就应当一视同仁。所以向央企收取多少比例是合适的，并不是靠“拍脑袋”决定的，“拍脑袋”所决定的比例完全是一种计划思维，我们应当去跟市场比较，其他企业的市场平均回报率有多少。
仲继垠：央企这几年利润的增长幅度非常大，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社会问题，那么央企这样的扩张就会导致资源向少数人群聚集，所以现在就需要提高收取央企的利润比例，从而用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落差大的原因主要与央企现在的定位有关。国家现在还是将央企定位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上，社会呼吁提高央企红利其实体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问题，即国家是靠央企来继续往前走使自己更强大，还是向央企多收取红利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和促进民营经济。所以其背后实质体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战略的因素，所以才会出现双方对征收比例的一个争议。
仲继垠：这会使央企的发展后劲相对减缓，但有时候利润过多也不是件好事，因为会造成那些企业进行乱投资。如果央企将利润用于投资，但获得的效益并不是很高，那还不如上缴国家来用于其他更需要投资的领域。
夏业良：央企本身就没很好的自主创新能力，那它就会有很多的抱怨，认为竞争不过别人是因为自身的负担太重所导致的，将来又会要求中央为其减负。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从来不看好国企改革，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完全的市场化，国企最终会慢慢消失，只留下少数一些特殊领域的国企。
夏业良：这个也是需要向官方提出的问题。本来说金融改革后都是市场化的自负盈亏了，那就意味着将来国有商业银行也可能因为破产而倒闭。其实过去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坏账率超过40%，按照国际惯例都应该倒闭了。
所以既然要自负盈亏，那么一旦盈利的话就应该履行它的责任和义务，所以金融央企应该被列入到征收的范围中去。
仲继垠：像金融央企中的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银行，按理说它们应该被列入征收的范围，我认为那些呼吁者肯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而现在未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列入征收范围我觉得是出于对金融安全的考虑。因为一方面这些银行也存在着资本不足的情况，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还是担心金融的不稳定。所以在现在这样的前提下，更看中的是这些金融央企的稳定性。由于金融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是相对重要的，所以还是需要以稳为主。
所以这样一来就需要另外一些国企多缴一点，但这样会对这些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往前冲的劲就少了。但如果某些行业对国企的倚重性并不很大，甚至将来应该是一个退出的领域，那么这些国企就多缴一点。
仲继垠：我认为教育部列入征收范围也未尝不可，因为教育这些年也有些过于企业化，像教育产业化收费，资源向清华北大这些一流大学集中，这种现象并不好。现在向教育部收取红利就可以将这笔资金由国家进行再分配，可以用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这样的话，整个教育资源分配便能更公平。
而留在教育部的那部分钱也应该改变投资方向，不能靠教育部的钱去培养一流大学，不然又还是搞央企的想法。依我看这些钱应该投资到偏远地区的大学，如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因为那些地方的市场化动力不像上海北京这些地区那样足，提高偏远地区大学的软硬件设施，缩小这些地方的大学和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大学之间的差距。所以从教育资源的组合方式上来讲，我也支持教育部将一部分利润上缴，让中央分配后补贴偏远地区的教育经费，这样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夏业良：教育部被列进去确实有些不太合适，我认为教育部如果获得盈利那也应该投入到教育领域去进行再投资，因为人力资源投资在中国一直是属于比较薄弱的一块。由于教育部不是一个资金过剩的部门，而是一个资金稀缺的部门，所以还需要更多的投资。我认为还是应当把这部分盈利回馈到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之中。
仲继垠：我认为这笔红利主要还是应该投入到社保基金中去，补充低保救助的资金缺口，像改善环境、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夏业良：我认为这笔资金需要投入到公民的福利中去。过去一直认为应该投入到社会保障中，但一方面社会保障已经投了很多的钱，而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钱老百姓又没办法直接享用，因为这是由社保基金理事会在管，他们把这笔钱拿到股市、基金和海外去投资，而这种投资的盈利与否我们并不清楚。一旦到后来这笔养老的钱被越玩越少了，起不到养老的作用时，那谁该为此负责？
所以这笔资金应该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让老百姓获得。在国外通常使用的方法是转移支付，即直接以现金形式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或者也可以关注那些中小城市，看看那些地方最缺的公共福利是哪些，比如我知道有些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很多年没有购置新书，更不用说那些社区图书馆。另外，有些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想找个可以上网获取公共信息的场所也找不到。因为不是每个老百姓都有条件上网的，所以假如国家能在这些中小城市设立公共信息中心，就能让居民免费上网一个小时从而获取公共信息。
中国现在说起来是不差钱，但动不动就乱花钱，我们为何不能把这些钱用于建立社区图书馆，按照西方成熟的模式来运作这些图书馆，我们如果能将一部分办大型活动的资金用于建设社区图书馆，这效用将会是长期可持续的。而像公共交通、空气清洁、绿化这些方面也都是可以进行改善的。
仲继垠：这个影响我认为不会特别大。需要看这部分钱是否会用于底层救助，如果能用于底层救助，那可能会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本身是由整个资源配置的垄断行业所造成的，所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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